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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

上海“博学”流浪汉:网上走红不能改变我的命运

上海“博学”流浪汉:网上走红不能改变我的命运
在上海车水马龙的街头,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席地而坐,蓬头垢面但语出惊人。面对陌生人的镜头,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讲《左传》《尚书》,谈企业治理,谈各地掌故,也告诫人们“善始者众,善终者寡”。

多段视频在网络流传,他甚至被网友称为“国学大师”。他到底是谁,是奇才还是网络炒作?

记者多方调查核实,他真名叫沈巍,系上海人,已流浪26年,曾是上海某区审计局公务员,家中有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上海相关部门向记者证实,沈巍系某区审计局长病假员工,26年来,薪酬按相关标准正常发放。

记者分别联系到沈巍的弟弟和一个妹妹,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。

近7年,沈巍多在上海杨高南路地铁站附近栖身。附近一家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,沈巍腹有诗书,谈古论今,未伤害过任何一人;只是他将捡来的垃圾堆在酒店门口的绿化带里,既有碍市容,又令过往行人不适。这位负责人称,他曾看到过沈巍的工资卡和身份证。

一位与沈巍相识多年的环卫工人向记者介绍,沈巍的家人曾找过他,但他拒绝回去。他称赞沈巍读书多、脾气好,有时候会和他买废报纸去读。

负责沈巍所在片区的一名城管称,沈巍的确博古通今,但在捡垃圾方面走进了死胡同,“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办。”

记者近日深度对话沈巍,还原他流浪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以下为他本人自述:

原生家庭如何?

我的父亲是我反思人生的样本。他是(上世纪)60年代的本科生,学的航海专业,从江苏到上海后,他的人生遇到了挫折。

我出生在上海,和外婆生活在一起。但父亲和外婆的关系不好,不知何故父亲常迁怒于我。即使这个样子,我也没恨他。

我喜欢画画,也喜欢读历史之类的书,但他深恶痛绝。有时候,我卖了垃圾买了书,回家时,只能悄悄藏在肚子里不让他看到。直到晚上,等他睡觉了,我才敢在被窝里偷偷把书拿出来看。

那时的语文老师说,我有压抑感。是的,我在父亲面前无所适从。

学审计专业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如果父亲很客气地交流,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专业。我会选择中文系或者国际政治研究。

毕业后,我进入上海某区审计局。我没有名校背景,对审计专业也不喜欢,但在父亲的约束和压力下,我才做的这个选择。

这辈子,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,很遗憾。如果可以重来,我会选择一份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,和文化挂钩,而不是数字。

这次网上走红真是不虞之誉,没想到。不过,这不能改变我的命运。我一辈子没想过成名,人要实至名归,做到了自然就出名了。

我最向往成都,读书人一辈子有个理想,最好的像诸葛亮一样,出将入相。如果做不到,就学杜甫,忧国忧民。

为何走上这条路?

我沦落至此,归根到底是理念的冲突。

我在艰苦环境里长大,为了读书,从小就捡垃圾,橘子皮、碎玻璃,能卖钱的都捡,然后就去买书。

小时候,因为捡垃圾经常被同学们笑话,我也很难为情。但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,怎么讨饭的人不做事情,反而都同情他。而我付出了劳动,反而被讥笑。最有趣的是,我捡的橘子皮有专门的人收,为什么还遭人笑话。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懂。

26年了,我一个人就这么过来了。有时候,我觉得很痛苦,正常情况下我该有个儿子。但26年前的一桩往事,直接导致了我今天这样的结果。

1986年,大学毕业后,我进入上海某区审计局。进单位的第一天,我走进卫生间,发现垃圾桶里扔了很多纸。我觉得可惜,有用的东西不该这样被浪费,所以就捡起来。

从此以后,只要在办公大楼一天,我就捡有用的东西,比如报纸或者只印了一面的纸。但不捡可乐瓶之类的东西,我经济独立了,不需要再卖钱来花。

那时候,我工作很勤奋,每天很晚回去,有时直接住在办公室。就这样过了几年,直到有人投诉我在单位捡垃圾。那是1993年。

回家后一进门,我70多岁的外婆就从床上坐起来,扯子嗓子喊,你们单位的领导来过了,说你脑子不正常,老捡垃圾。我就想,到单位和领导们解释下。

第二天,我还没去找领导,结果几个领导就来找我谈话。他们说,沈巍,从今天起,你收拾下办公室的东西回家待岗。他们认为我捡垃圾,脑子坏了。

(注:对于沈巍的这个说法,相关审计部门予以否认,表示他们并没有逼走沈巍。)

那天,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万体馆演出,我本想去看。但人生头一次遭受挫折,有点经受不住。坐上公交后,本该在中途下车,但车到了南浦大桥终点站。我就想,那就回家吧,多读点书。但家人和我闹起来了,像不认识一样。

我生平第一次哭了起来,觉得很委屈。我捡垃圾不卖钱,而且给单位节约。怎么就成了这样。

1995年,和家人赌气,我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。老房子快拆了,我想快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了。但直到2001年,房子才被拆。

房子拆了以后,我就住在邻居家一个老头的屋檐下,直到2002年春节。之后,我搬到了浦东。那边是老屋,所以也没人投诉我。之后,家里人给我指定一个房子,但因为被邻居投诉,我两次被人赶了出来。那时候我已经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,就正式流落街头了。

每天的生活怎么样?

我有钱,不需要人接济。这26年来,单位一直在给我发工资,大概有2000多元,我的卡里目前约有十万元左右,其中部分是父亲的遗产,拆迁时他把房卖了,我分到了十多万。

我适应能力很强,在马路边一趟下就能睡着。冬天时,我会蜷缩着睡,但经常被冻醒。吃饭是最简单的事。现在的社会,吃是最好捡的东西,也是被浪费最严重的东西,是很多人不以为珍贵的东西。我只吃诱惑到我食欲的东西,一般是素食。

捡回来后,吃剩下的分拣下,给猫、给狗或者给鱼吃。

每天凌晨两点钟,我会推着三轮车去附近几个固定的点捡垃圾,点太多身体受不了。大概五点钟,我回到睡觉的地方,眯会儿。天亮后就开始收拾。现在,我只能把手伸进袋子里整理,不能摊开,否则城管就来了,所以时间很慢。我会把吃的、用的,报纸、书,塑料、铝罐之类的分拣开。

六七点钟收拾完了,就去附近的地铁里看会书,到八点钟左右找个地方去睡觉。

读书时,不懂或者吃不准的地方我会用手机查查,连的是附近商家的网络。因为身份证几年前丢了,所以没法办卡。之前曾买过一部手机,但被人偷了。之后托人在网上买了这部500元的二手手机。

我喜欢画画,下载了很多名画的照片,我也会把看中的书的封面存下来。

我的手机里存着甘地的照片,我特别崇拜他,我愿意主动过苦行僧的生活,我不标榜,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
我不想红,喜欢宁静的生活。

岁数大了,到了天命之年,更何况生活这么动荡,再想什么呢?这么多年,我坚持的生活理念是,人不能肆无忌惮浪费东西。

和家人联系多吗?

2003年之后,我就很少和家人联系了。

2012年9月30日正好中秋节,弟弟联系到我,说父亲不行了,问我要不要去看下。我答应了。那个时候,我流落在一座大桥下,头发乱得一塌糊涂。我就叫了一个认识的人给我剪下,剪得勉勉强强的吧,又借了几件干净的衣服。我甚至问人,要不要带点东西。

到了上海长航医院,父亲在病床上,十年不见,他不认识我了。

知道是我后,他开始流眼泪,紧握着我的手,说很愧疚。他说,你本可以在学习上有一番成就的,全因为我……他一直打自己的耳光,我已经泣不成声,说不出话。我说算了,都过去了。那时候,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流落街头。他说,一家人终于团圆,正好又是中秋节,买个月饼大家分着吃了。

我走后不久,父亲走了。

在流落街头前,我爱美,随身会带着镜子和梳子,参加活动时,我甚至会专门去卫生间打理下头发,刮下胡子。

但我最后一次理发是在2014年5月,去参加外婆的追悼会。

网上有人说,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车祸里丧生,这是在造谣,我没结婚。

中学时,我看中一个女孩,暗恋了很久。直到工作后,有人说,她就在我对面的医院工作,我写了信托人送过去,结果人家已经有了对象。之后,就再没有心动过了,静如处子一样。

有人说,我是因为这个事受了刺激才捡垃圾。我一再和他们解释,捡垃圾是由我的理念和价值观决定的。

为何坚持捡垃圾?

我从小捡垃圾,但我并不以此为耻。

这些年,我发自内心地就想为垃圾减量做点贡献。垃圾分类是源头治理,应该针对产垃圾的人。但在一个提倡垃圾分类的社会,我从小捡垃圾,反被嘲笑。

这个苦我吃了26年了,就好像一碗饭,我觉得挺好,为什么你们觉得不好。

有因为垃圾定罪的吗?报纸是报纸还是垃圾呢。我读了很多书,但直到现在都不明白垃圾是什么意思。它是名词、动词还是形容词。

有时候,我辛辛苦苦捡来的东西又被人拉走了。因为捡垃圾,我反反复复被房东撵出来。

我不想与世隔绝,我想让外界理解我,垃圾分类,是这个国家都在提倡的。

但有的东西我不卖,藏书藏报很正常。人真奇怪,我节约资源,不管什么纸,捡回来了,我写写画画总可以吧。

我不会放弃捡垃圾,我没有做错。

有人说,给我钱或者给我吃喝的东西。但我无儿无女,孤老头子一个。我不要任何金钱和物质的帮助。给我钱干嘛,我自己有一双手,要人家的钱好意思吗?

这20多年,我没买过一粒米,也没买过一件衣服,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几个月。不管到哪儿,我都会做两件事,买书、捡东西,哪怕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也要捡起来。

我卖废品买书,这几乎是唯一的开支。但恶性循环,书被放在室外,日晒雨淋,一直丢一直坏一直买。

我读书很杂,什么书都买。像上瘾一样,美术、历史、文学……但我不喜欢理科,之前虽然硬着头皮买了,但看不懂。

真的,我什么都想看,我原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社会做一番贡献,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沦落至此。

我从小受儒家教育,想做个政治家。坦白讲,我想做官。

https://botanwang.com/articles/201903/%E4%B8%8A%E6%B5%B7%E2%80%9C%E5%8D%9A%E5%AD%A6%E2%80%9D%E6%B5%81%E6%B5%AA%E6%B1%89%EF%BC%9A%E7%BD%91%E4%B8%8A%E8%B5%B0%E7%BA%A2%E4%B8%8D%E8%83%BD%E6%94%B9%E5%8F%98%E6%88%91%E7%9A%84%E5%91%BD%E8%BF%90.html
来源:
红星新闻
作者: 王春

2019年3月17日星期日

这里的人只剩下一个期待,活着

“癌症岛‌‌”是近年媒体对北京肿瘤医院附近一处病人租住的自建房的称谓。很多外地病人,在这里实现了‌‌“到北京一游‌‌”

如果不是为了看病,65岁的张贵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北京——尽管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之地。

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2号的北京肿瘤医院,是张贵和儿子张全本次行程的终点站。身患食管癌晚期的他,把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家盛名在外的医院上。

从门诊大楼出来,沿着一条宽约四五米的小道向南走,经过一片正在改建为公园的小树林,能看见一排长约300米的自建房——破旧、简陋、拥挤,就像一个城中村,在周边高层建筑的映衬下,显得格格不入。

张贵和儿子就临时租住在这里。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,房费每天100元,比住宾馆便宜,而且此处距肿瘤医院不过三五分钟的脚程。

这里没有名字,也没有街道号,如果收快递和邮件,只能靠电话联系。在行政区划上,它隶属于海淀区八宝庄居委会。这里原本生活着一群不肯拆迁的居民,近年他们则把房屋租出去,做起了接待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生意。

张贵父子并非这块便利之地的唯一享用者。在这个没有任何旅馆标志的地方,聚集着数百家从外地来京看病的家庭。他们大都是已经确诊的癌症病人及其亲属,有人已在此住了一年半载,有人则刚刚入住。

疾病在折磨病人的同时,也损耗着病人家属。

在之前媒体的描述中,这里是一处孤岛式的存在,这也是‌‌“癌症岛‌‌”名字的由来。疾病把一群人从正常的人生轨道上剥离出来,最终聚集到这片弹丸之地。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压缩,一切都不得不以疾病为中心。

有人拿到检验单或得到医生的诊断后跌入深渊,有人燃尽了生命最后一丝火光。

偶尔,这里也会诞生一些好消息,有人从医生的话语里感受到了生的希望,有人因为病情缓解而决定离开此地。

到达

2016年2月22日,农历元宵节。这天张贵在儿子的陪同下,从‌‌“岛‌‌”里走了出来。他们决定找一家饭馆,把这个节过得稍微像样点。

张贵特地换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、黑色的棉裤,戴着一顶圆顶灰色的针织帽。这个在甘肃酒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很少有机会来到大餐馆吃饭。然而,当他终于有机会坐进大城市光鲜的餐馆时,却只能喝一碗容易下咽的小吊梨汤。

3天前,他们刚刚来到北京。张全揣了10万块钱,他不知道能花多久。‌‌“花完了就回家。‌‌”张全说,父亲一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钱,身为独子的他拿出来给父亲看病时,还和妻子吵了一架。这些钱本来是给他的孩子到兰州去上高中准备的。

‌‌“我开货车,往返于酒泉和乌鲁木齐,一年能挣几个钱?孩子读书争气,总得好好供着,不然以后还和我一样开货车。可老爹这一病……我真是恨不得……记者同志,你能帮我反映反映这情况不?‌‌”张全说。

张全从兜里掏出香烟,刚点着,服务员就过来阻止。他看了服务员一眼,把打火机往桌上一砸,转身去屋外抽烟。

‌‌“过了半晌,他才又说话:‌‌”都是命,用你们的话来说,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临死了,上北京来一趟,给这辈子花点钱,也算了了。‌‌“‌‌”

‌‌“来北京肿瘤医院治病的人,有谁是带着100%的希望来的呢?‌‌”同一天,来自山西大同的25岁青年王明告诉记者。

他圆脸,中等身材,穿一件已经起球的彩色条纹毛衣和一件棕色皮衣,刚刚为母亲办完各项检查手续,终于有空可以在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一会儿。

过去一年多时间里,他依靠一辆10万元的代步车,多达30次地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。虽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,父亲也健在,但家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他在拿主意。

在租住的房屋内,吴闯(左)用手机翻看母亲(右)患病前的照片

王明大专毕业后在西安从事建材生意,每月能赚6000元,平时很忙,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回家。相对于留守的家人,他见过更多世面。2014年11月,母亲查出肺癌后,他孤注一掷带着她来北京看病。

但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,当他和母亲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时,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的恐惧还是袭击了他。

他把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后,跑到医院的卫生间洗了一把脸——只有自己知道,刚到的第一天就哭了。他问自己:‌‌“我怎么就来了这儿呢?‌‌”

此后,和母亲说话,王明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‌‌“癌症‌‌”两个字是他和母亲之间的禁忌,他从未亲口告诉过母亲病情,母亲也从没和他确认。

安徽安庆人吴闯和他的母亲第二次来北京。去年年底,他们曾在北京肿瘤医院待了一个月。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和漫长的排队挂号、检查、化验、诊断程序让吴闯感受很深。有时候如果错过了某位专家医师的出诊时间,就必须等到下一周。这个在小县城生活了45年的中年人忍不住叹气:‌‌“在我们那儿,这些事儿半天就能搞定。‌‌”

但他已经不信任小县城的医术了。因为误诊,他的母亲在第一次做检查时没有查出肝部肿瘤,再到医院时,已经耽误了两个月。

等待

从卫星地图上看,张贵、王明、吴闯等人临时栖身的‌‌“孤岛‌‌”,紧邻东西向的永定河引水渠,位于一个狭长的、尚未完全建成的公园中央。

在‌‌“孤岛‌‌”和左侧公园之间有一块空地,地图上唯独这个地方是有名字的——应急避难场所。这意味着遇到危险的时候,附近的人应该在这里等待救援。

生活在孤岛的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等待中度过。病人在等待化验结果、等待医生出诊、等待手术;家属在等待病人情绪好转、等待老家的筹款、等待医生口中依稀可辨的好消息或坏消息;房东或二房东则在等待租户每一天的房款,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的客人。

就连屋外堆积的垃圾也在等待。这里的大多数生活垃圾无人打扫。生活在这里的人已习以为常,他们有一种视而不见且知足常乐的精神,大多数的房间都见不到阳光,这只是倒霉蹭蹬的一段岁月所要吃的苦,没人准备以这里为家。

居民区附近有三家店铺。一家售卖水果和蔬菜,一家做房屋改建,一家是约有15平方米的‌‌“肿瘤精准治疗‌‌”店。

后者的店主是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妇女,她的名片上写着某医院‌‌“曾主任‌‌”,自称所在的医院位于北京昌平区。每当看到有人绕过门口的电线杆翻阅她的治疗资料,她就会从玻璃门中探出脑袋,招呼人进去。官方文件里提到这样的人,一般用‌‌“医托‌‌”。

她津津乐道每一个曾经靠其治疗手段延长生存期的案例,并且不无自豪地说:‌‌“在北京,协和、北肿都是名气大。外地人到北京来看病,总是要去大医院,好像不去大医院晃一圈就不死心。还不是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,也给自己和患者心理安慰?中国人好面子,但你说是要面子还是要疗效?‌‌”

来找她的多是濒临绝望的人,很可能已经在大医院无力回天,怀着最后的侥幸来到这里‌‌“死马当活马医‌‌”。

租房广告单上的‌‌“北京孙老太太‌‌”是一对老姐妹,几年前她们看中这里的商机,租了几十间房屋当起了二房东,转租给北京肿瘤医院的病人。每天,她们或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往返于西钓鱼台地铁站和肿瘤医院之间,或是守株待兔等在门诊大厅外面。在她们眼中,出现在肿瘤医院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。‌‌“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,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啊?‌‌”其中一个人说。

和‌‌“北京孙老太太‌‌”不同,同在此地经营租房业务的金雪梅是外地人,来自江苏宿迁。招揽客人、在肿瘤医院发住宿信息也是她一天的主要工作。

去年两个外媒记者以‌‌“癌症岛‌‌”为题报道了这片区域后,当地自建房的房东以及二房东们对媒体产生了极大的敌意。金雪梅说出了他们对媒体反感的原因:‌‌“你说把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癌症岛,多不好听啊?谁还愿意上这儿来?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意造成影响。你说在北京,别说三环了,就是五环内,地理位置又好又方便的旅馆,哪个不得两三百?我们这一百,有时一百都不到,给了人多大便利啊?‌‌”

一辆应急用的轮椅停放在楼道里,此处的房屋租金在每天100元左右

她戴一条亚历山大·麦昆窟窿围巾的仿冒品,穿着生硬的皮草,一边折叠着刚洗净的床单,一边发着牢骚。她很多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,从事现在的工作已有四五年。减去从上游租房的本金及雇佣清洁工的费用,她每租出去一间房屋每天能赚40元左右。

吴闯和他患病的母亲就住在金雪梅的房子里。在这里,租户大都过着几近相似的生活: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,一扇没有阳光照射的窗户,一台21英寸的彩电。若多花点儿钱,可以享有独立的、可以洗澡的卫生间。

大多数人之间并不相识,也缺乏认识彼此的兴趣。如果不在医院,他们情愿留在旅馆里看电视或者玩手机。这里的旅馆基本都能提供网速还不错的WiFi。

异乡

为了节省费用以及配合病人对饮食的特殊需求,一些病人家庭选择自己买菜做饭。每层楼都设有公用厨房,每个房间还配置了一个小电饭锅和热水壶。

吴闯对北京的水质很不信任。他指着热水壶中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说:‌‌“我来北京的第一天,一喝水就拉肚子,我母亲也很不舒服。‌‌”此后,吴闯的生活费中多了一项支出:每天一桶4升的、价值8元的纯净水。

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,吴闯都会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菜。以前在家,他从不下厨,现在他对烧多少米放多少水这项技能掌握得炉火纯青。旅馆提供公用的冰箱,但他更喜欢将酸奶、蔬菜袋子系在走廊的窗户上——‌‌“北京的暖气太暖和了‌‌”。

再次来北京时,他在天气预报里看到北京零下七度,就在大包小包里塞了3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,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,大部分时间,他和母亲都待在暖气充盈的室内。他懊恼自己没带对东西。

这一天,山东济南人马先生也很懊恼。他已跑遍了北京的医院,但北京肿瘤医院还是第一次来。下了高铁后,他拿着十来张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直奔这里,却在挂号时被告知要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号及身份证复印件,就诊的实名制被看作是阻挡号贩子的一道屏障。

马是一位基层公务员,他的妻子去年患上了乳腺癌,做完手术之后仍需要大量的康复治疗。他刚想给妻子打电话,发现5年前买的诺基亚手机欠费了。

在医院外面转了一圈,他都没有找到充话费的营业厅。他谢绝了记者通过手机支付宝为他充值的提议——他对互联网的实用功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——找了半天,终于在一家彩票店买到一张50元的电话卡。

等匆匆回到门诊大厅,在专家门诊表上找到想咨询的医师时,他发现已错过了医师的门诊时间,这意味着他需要在这里等上6天。

他叹了一口气:‌‌“反正也得等身份证复印件。‌‌”走出门诊大厅,他拿到了1个小时内递过来的第9张住宿卡片。

2015年春节,王明一家人是分成两组过的。母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才做完化疗,身体虚弱,无法坐车,只好滞留北京。当时,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赶了过来,家里就剩下父亲和另一个姐姐。

他们在附近短租了一个60平方米的公寓过年,还买了一副对联贴上,几个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,做的都是母亲爱吃的菜。

看起来,一家人其乐融融,实际上都心照不宣。母亲病情复发的这段时间,王明感觉每天都活在真空里:早上无意识地起床、去医院、照顾母亲,在母亲口渴但又不能喝水的时候用棉签蘸水帮她润嘴唇。他清晰地记得前年除夕吃的是荠菜馅的饺子,但2015年除夕吃的饭、做的事情都忘了,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履行过节的义务。

除夕晚上9点,母亲睡着之后,他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游荡。他漫无目的地走,不看路标,甚至不看红绿灯。过年的北京大街和他一样,有一种很难言传的落寞。

以前王明从来不会想生死的事儿,可在那一刻,他觉得人生很虚无。凌晨1点,他看见烟花在这个城市的高楼间绽放,心里感叹:‌‌“这里就是北京啊。‌‌”

圣地

出租屋门外贴满了‌‌“代办门诊住院票据‌‌”、‌‌“代办病假条证明‌‌”一类的纸片,提醒着屋里的人疾病的存在。

不过,他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抽离。这里的墙上还能看到另一类纸片——某旅行社的‌‌“京城休闲一日游‌‌”。

‌‌“癌症岛‌‌”里随处可见‌‌“代办发票‌‌”、‌‌“出租房屋‌‌”一类的广告名片

在旅馆做保洁的刘女士介绍说,这是她旅行社的亲戚组织的旅行团,如果想去,她可以帮忙打折,‌‌“很多人回去后就不会再来了,所以回去之前可以在北京玩一玩,哪怕拍张照也好‌‌”。

很少有人是身体转好后欢天喜地出去玩,大部分的人都是趁着身体还行,走走看看。

来北京之前,张贵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成都,去年3月,他曾去那里看过病;去成都之前,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酒泉市区。北京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精神图腾般的存在,1989年第一次在电视机上看到天安门之后,他就想着什么时候能专程跑去看看。

眼下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。‌‌“等我治得差不多了,我就能去天安门了。‌‌”张贵说。

‌‌“儿子张全也称:‌‌”不管怎样,到时候离开北京之前,都会带他去看一眼,哪怕只能在长安街晃一圈,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。‌‌“‌‌”

张贵的耳朵已经不灵光了,儿子说这句话时,他仿佛没有听到。

带母亲到北京看看,也是王明从小的心愿,‌‌“没想到第一次带她来是为了看病‌‌”。母亲生病后,王明经常十天半月地向公司请假,从西安到大同,从大同到北京。

在北京,他已度过了最厌烦的一段时间。一次和一个山西老乡在医院外面抽烟时,得知对方妻子才到北京3天,就被医生下了结论:回家吧,该吃吃,该喝喝,没必要留北京了。这对他触动很深,让他突然意识到‌‌“活着‌‌”的可贵。

相对而言,王明觉得母亲是幸运的,在医生下达‌‌“下次不用再来‌‌”的判决之前,他们依然有着渺茫但值得为之奋力一搏的希望。于是,这里的雾霾、这里的堵车、这里的种种恶劣情绪,他心甘情愿照单全收。

‌‌“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。‌‌”他说。

告别

流动的病人,铁打的金雪梅。

很难统计二房东金雪梅这些年见过多少癌症病人,即使估算也很困难。在她眼中,这群人除了姓名、年龄、籍贯不同,其他的没什么区别,一样愁苦,一样疲惫,一样心事重重。

有时候看到病人困难,交不上房租,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或者再优惠十几、二十元钱——这差不多是他们在北京一天的伙食费。

‌‌“治不起了,能怎样呢?问亲戚朋友借,今天借五百,明天还能借到吗?而且,借到什么时候才有钱还呢?所以没钱就只能回家呗。‌‌”金雪梅说。

她听闻去年医院附近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,一个患有癌症的老太太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被家人遗弃,出于绝望,从7楼跳了下去,但没死成,又被家人接了回去。

她对一个19岁的河北女孩印象深刻。对方长着一张白白胖胖的圆脸,每次见到金雪梅都会喊她‌‌“阿姨‌‌”,可没过多久,得了黑色素瘤的女孩就被医院宣布了‌‌“死刑‌‌”。这种恶疾因《非诚勿扰2》而被多数中国人熟知。女孩回去的那一天,金雪梅知道,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有的人也会向这座城市的其他医院寻找机会。北京肿瘤医院之外,还有两家医院挂着肿瘤的招牌,龙潭湖畔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7医院,医科院肿瘤医院有专门的看片子中心,挂上300元的特需号之后,来自外科、放射和内科医生可以不见患者只看外地医院的片子,然后给一些可能的建议。协和、301和北医三院等综合性医院也是可以求助的地方,不过人们往往出击一番之后还会回到开始的地方,因为各家医生的建议,基本大同小异。从一个孤岛奔向另一个孤岛,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‌‌“岛‌‌”上的人很少谈论死亡,这是他们最为忌讳的事情,但死亡很近,在这里循环往复地发生。

吴闯记得母亲住院时,隔壁病房有一个从黑龙江来的40岁的胃癌患者。他长得白白胖胖,看上去有一副结实的身板,实际上已是空壳了。回家的那一天,他被担架抬上了车,旁边是他白发的父亲,眼神里灌满‌‌“绝望、悲伤‌‌”。

吴闯说,经过治疗和诊断,他的母亲现有30%的存活率。在肝癌患者中,这属于情况较为乐观的一种。他尽量不去想剩下的70%,觉得难过时,他就努力把自己塞进诸如‌‌“中了五百万彩票‌‌”一类的虚拟快乐中。

不到30岁的王明也在这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死亡是怎么回事。那是母亲隔壁病床的一个老大爷,前一天晚上讲话还铿锵有力,第二天早晨就不省人事。医生问家属‌‌“拔不拔氧气‌‌”那一刻,王明知道,老大爷已经走了。家属在病房里哭成一片,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流泪。

北京冬天的风穿街而过。每天夜晚,从北京肿瘤医院回到住地,王明都要裹紧衣服经过一条漆黑的小路。路边有一家寿衣店,门口的电子招牌在夜色中闪着蓝色的荧光。

王明说,母亲生病之后,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,但他依然非常抗拒看到任何与出殡相关的字眼。对于‌‌“肿瘤‌‌”、‌‌“癌症‌‌”这两个词,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绪。一方面,他会搜集很多跟肺癌有关的医疗信息,另一方面,他又极其害怕看到这几个字,觉得它们‌‌“扎眼‌‌”,有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这些内容,会立马换台。

在他们的住地,一些房间窗户上常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报纸广告: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马上就要被研制出来了。而就在采访进行中的某一天,一则‌‌“癌症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‌‌”的新闻被广泛传播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网站报道,在美国科学促进会(AAAS)的年会上,意大利科学家称他们已经研制出一种能预防疾病的革新性癌症疗法:他们对免疫细胞进行了遗传处理,使其能提升人体天然的抵抗力对抗肿瘤,并像疫苗一样,终生为人体健康保驾护航。

‌‌“或许等得到,又或许等不到。‌‌”王明相信,总有一天,在疾病面前,人类可以不再束手无策,‌‌“就像太阳总会升起。‌‌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王明、张全、张贵、金雪梅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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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 
博客天下
作者: 徐雯尹夕远

香港誰該自殺? - 馮睎乾

https://hk.lifestyle.appledaily.com/lifestyle/columnist/16633979/daily/article/20160313/19527070
熱愛生命的人,總說「死不能解決問題」,故堅決反對自殺。恕我不敢苟同。今日香港,死有時真的可以解決問題,只要死的是特首梁振英,及一眾助紂為虐的暴吏和議員。我不是開玩笑。學童接二連三輕生,博學的吳克儉發表高見,說辦法總比困難多,呼籲學生從多角度看事物。既然吳局長這樣說,我第一個站出來響應:從多角度看事物,let's think outside the box,可不可以鼓勵特區高官集體自殺呢?
難得吳克儉終於承認教育局責無旁貸,還拋出「五大措施」,蟻民本該感激涕零,但我好衰唔衰去深究是哪「五大」,不禁破涕為笑(恥笑),果然認真就輸了。所謂「五大」是:寫報告、辦研討會、搞講座、成立專責團隊、派知識小錦囊。年青人,不,人的煩惱其實植根於他的存在狀態,此狀態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;而今天的社會結構,好比高鐵,根本是官僚興建、人民付款的大白象工程,不同的是社會結構並非實物,無形無相,想拆掉它就更難。吳克儉那類司空見慣的「五大」,表面是解決具體問題,實際是迴避核心問題,所以它的真正作用,就是維持現有千瘡百孔的制度。什麼是核心問題?友人是教育界學者,之前有十多年前線教學經驗,最差和最好的中學都教過,跟我聊起近日的事,現嘗試把我們的討論簡述如下。
昔日的九年教育,如今拖長為十二年;昔日的職業先修學校,如今「升呢」為主流中學。驟眼看來,是整體教育水平提升了──平均學歷更高,「次等」學校消失──但仔細想想,就明白這做法跟商界「整靚盤數」沒有分別。結果是全港學生不問志趣、不論賢愚,個個都慘「被讀書」。讀書不好嗎?好,如果你喜歡讀、有能力讀的話。身為教育學者的友人說:讀書是教育,但教育不限於讀書。以前讀不成書的人,中三可當學徒,但現在什麼行業都講「資歷架構」,有些本來跟讀書考試無關的工作,也要求等同「五科合格或2級」的學歷,於是毅進、副學士等「雞肋課程」就應運而生。大家看出玄機沒有?
沒有的話,再講得白一點。雞肋課程是專門為主流考試失敗者而設的後路,彷彿條條大路通羅馬,其實是要你做牛做馬,而你一旦把這些路用線連起來,bingo,你就會看到一大個「死」字。為什麼?香港教育之所以有那麼多人「失敗」,根本是為了成全教育局「整靚盤數」的雄圖大計。因材施教,阿媽係女人,教育局會不明白嗎?但既然因材施教,為什麼又不因材評核?白痴和天才考同一個試,而這個試兜口兜面講到明,是用來考天才的,那麼白痴不是去送死嗎?很多沒天份讀書,不,是沒天份考試的人,當然不盡是白痴,但強迫他們考一個先天上處於劣勢的試,結果就只有失敗。
這批教育市場的失敗者,不妥善處理,就會慢慢轉型為勞動市場的失業者──條數就會好核突。此時雞肋課程就以「救世主」姿態下凡,像浸禮一樣,先要你付錢洗濕個頭,再踢你入教,要你日夜查經,用單一價值觀洗你腦,讓你相信以後一輩子做牛做馬,都是通往羅馬的必經之路,是「神」對你一番好意的考驗。實情如何?不用畫出腸了。友人語重心長地說:今天的香港教育,不論本意如何,結果一定是保障了既得利益者如今所有的一切優勢,因為整個教育的評核標準都是向有錢人傾斜的。他舉了一例:之前他在香港某貴族名校任教英文,見學生中一時已有外籍老師指導英文演說,估計他們即使在中一考DSE英文科,大部分學生已至少可得4級,相比起他曾經任教的平民學校,教學資源和環境簡直有雲泥之別。
自殺或想自殺的人,我也認識幾個。他們不是脆弱,而是敏感。心靈高度敏感的人,往往比平常人更分明地感受到現實的殘酷,我甚至認為他們比平常人更勇敢,因為他們有勇氣直視世界更真實也更悲哀的一面。「多角度看事物」的話,真正需要輔導的不是學生或老師,而是沒有正視核心問題的政府。如果政府官僚拒絕改變,自殺吧。老子早說過:「受國之垢,是謂社稷主;受國不祥,是謂天下王。」權力越大,受罰越重;一死以謝天下,即使不能根治問題,至少大快人心,有抑鬱症的,大概也可不藥而癒。 

对啊,就是嫌你穷才分手的啊

‌‌“饿。‌‌”发完这条状态三小时后,我就成了杨哥的女友。

他把饥肠辘辘的我叫出宿舍楼,问我:‌‌“想吃什么?‌‌”

‌‌“糊汤粉。‌‌”我脱口而出,眼巴巴望着他。

杨哥紧皱眉头,但还是立马揪着我直奔司门口户部巷。

两天没吃东西的我,一脸生无可恋的我,在一碗飘着鲜美鱼香味的糊汤粉面前,现了原形。

我口含米线,感激涕零地问:杨哥,你怎么不吃啊?‌‌“

杨哥顿了顿,抬头望天,又盯着我说:‌‌”哥只有十块钱。‌‌“

我差点噎住,吸了吸鼻涕,说了句:‌‌”哥,我身无分文,你若不嫌弃,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‌‌“

‌‌”好!‌‌“杨哥眼睛一亮,笑开了花。

热气腾腾中,我红了眼眶,杨哥那张好看的脸渐渐模糊起来。

杂乱的店铺,我们用筷子夹起饱蘸鱼汤的热油条,趁热送进嘴里,那种鲜香和酥软的口感,很多年都忘不掉。

02

2010年4月,我们大三,读大学的第三个年头。

那段日子我真的太他妈穷了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说来心酸又励志,读大学起,我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。‌‌”一贫如洗、三餐不济、家徒四壁‌‌“,大概这些词语都是为我量身创造的。

北方小镇的老家,我妈常年体弱多病,吃了几十年的药,我硬是给自己申请了四年助学贷款。周末也不闲着,风风火火到处找兼职,发传单、摆地摊、做家教、当服务员。比我们校长还忙。

杨哥,我们这所不知名学校的不知名学霸,低调寡言。在我弄丢800元生活费的第三天,用他那个月仅剩的10块钱解救了我。

我一直觉得,这世上最好听的三个字,绝对不是‌‌”我爱你‌‌“,而是‌‌”有我在,别饿着,多吃点‌‌“。好的爱情从来不用说,用做的。

跟杨哥相识于自习室,一有空我就去自习,要不是那天他向我借英语课本,两年下来,我都不知道后面坐着他。

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。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浪漫。

杨哥大四时已经开始在外面接项目,从来不用为生活费和明天担忧。而我,一个文弱的穷酸文科女,找工作屡屡碰壁,在拥挤的招聘会现场挤得找不到方向。

‌‌”杨哥,我太穷了,什么都没有。‌‌“

‌‌”我也是。‌‌“

‌‌”你怕吗?‌‌“

‌‌”现在有你了,一切都会有的。‌‌“

03

2011年6月,拍完毕业照的第二天,我就跟杨哥坐着12个小时的火车硬座,风尘仆仆从武汉奔向魔都。杨哥不顾父母反对毕业来上海,打算跟着学长一起创业,正好我也有个面试。

上海每天都有人来,也有人走。从上海火车站出来,杨哥提着一大包行李走在我前面,周围霓虹闪耀,夜上海迎来了一千万外地人中最普通的两个。

‌‌”小七,你快点啊。‌‌“杨哥转身,眼带笑意向我招手。

‌‌”好,我来了。‌‌“我提着行李箱,加快了脚步。

车水马龙的喧嚣,敌不过此刻的有你真好。

我跟杨哥辗转在长宁租了个隔断间,距离地铁口两公里。租房合同付一押一,只好一次性忍痛交了2000块。交完房租,我们全身上下只剩215块钱。坐在不足5平米的房间,我跟杨哥长时间的沉默。

过道窄仄,灯光昏暗,房间密不透风,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、一个柜子和一张小桌子,就把房间塞满了。妈的,原来真的毕业了啊,第一次有这种可怕的感觉。

隔断间这里聚集全国各地的外地人,有我们这样刚毕业的情侣,有卖麻辣烫的一对年轻夫妻,有一对总是把音响开到很大的基佬,还有一些愁云满面的单身男女。大家各忙各的,从不交流。

每天,我要跟十多个人抢马桶、洗衣机、水浴淋头,排队刷牙、洗澡、洗衣服。马桶一堵,恶臭熏天。

糟糕的隔音最让我崩溃,隔壁连咳嗽下、翻个身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那些日子,我每晚在杨哥的轻鼾声中,听着隔壁情侣的嬉笑怒骂失眠到深夜。对着黑暗的墙,漫谈着微不足道的理想。

早上杨哥起床拉肚子,蹲在里面二十多分钟,隔壁一个男生敲着门怒骂:‌‌”便秘还是死了?能快点吗?‌‌“

一向处变不惊的杨哥,那天脸色阴沉。

‌‌”没事啦,有得住总比没得好!‌‌“我对着杨哥嘿嘿笑。

‌‌”委屈你了,等赚钱了咱们搬个大房子。‌‌“

‌‌”跟你在一起,什么都好。‌‌“

04

我的面试很顺利,就是薪水太低:试用期每月2500,转正后3200,偶尔会有奖金。刚毕业,慢慢来,先到大平台学点东西,工资是其次。我给自己脑补了几天鸡汤,就正式入了职。

杨哥进入学长的公司参与项目,工资是我的两倍,每天朝九晚九,回到家已是深夜。我也是。

我们当时最大的难题,是如何把这200块钱撑到发工资那天。

十几块钱的外卖肯定是吃不起了。还好天无绝人之路,隔壁男生扔给我们一个小电饭锅,拍拍屁股回老家了。我一激动让杨哥赶紧到超市扛一小口袋米回来,米香味每天飘满整个房间。

我们中午吃着米饭,就着榨菜,躲在格子间勉强度日。晚上就喝燕麦片,杨哥喝不习惯,我给他买了一袋糖,他也吃得津津有味。但还是很饿很饿很饿啊。

我昏昏沉沉中被杨哥推醒:‌‌”面包,酸奶,卧槽你偷来的?‌‌“

杨哥噗嗤一笑:‌‌”公司发的。‌‌“

‌‌”哪个公司发这个?不信!‌‌“我满是怀疑。

‌‌”没事,正好路过,献血时送的。‌‌“

我心咯噔一下,眼泪哗啦呼啦往下掉,边吃边哭:‌‌”杨哥,我他妈这是喝你的血啊!‌‌“

‌‌”放心,哥肾还在。‌‌“杨哥像个孩子样笑我。

我哈哈哈哈哭得更厉害了。

到最后几日弹尽粮绝,我俩干脆就喝水,一饿起来,就咕噜咕噜一碗水下肚,然后立马躺在床上不敢动。

‌‌”杨哥,要是能来一碗糊汤粉就好了。‌‌“

‌‌”是啊,放点辣椒、泡着油条。‌‌“

‌‌”杨哥,突然好想武汉啊。‌‌“

‌‌”是啊,去江滩、去东湖。‌‌“

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说上半天,睡意昏沉就抱着彼此睡过去。

这张一米宽的床有一块板塌陷下去,住进来当天我就让房东换,眼看着快一个月了都没动静。为了避开那个破洞,我俩只能裹在一起挪到最墙角。

那时候我们最穷,却在深夜抱得最紧。

05

当时什么都顾不上,只想租好点的房子,我们努力攒钱,加班加班还是加班。每晚我跟杨哥敲着电脑入睡,他在查资料,我在写稿子。别人房间啪啪啪,我们键盘啪啪啪。

半年后,我们搬到了徐汇两居室老公房,跟一对情侣合租。我跟杨哥兴奋地跑去买各种东西。

第一次,终于在房间里添置了落地镜、书架、衣帽架、地毯,贴了墙纸,挂起了照片墙,在阳台摆上花草盆栽。开始认真做饭烧菜,我们尽量不吃荤菜,一个月能省下不少钱。为了省地铁费,买了辆二手自行车,每天来回骑行十几公里。

2012年,我们过得清贫又自在。周末偶尔出去吃顿好的,看场电影,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,消磨一个下午。

杨哥每次发工资的那天,都要请我吃一顿火锅。他又恢复了往日轻松的神气。

‌‌”杨哥,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?‌‌“

‌‌”你长得好看。‌‌“

‌‌”这个我知道,不算。‌‌“

‌‌”你又瘦了,多吃点。‌‌“

‌‌”我很能吃的,小心被我吃穷呀!‌‌“

‌‌”没事,让你吃一辈子!‌‌“

不知道是火锅太辣还是太辣,吃着吃着眼泪就被呛下来。

06

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,爱情也是。

上海房价涨一涨,我们心脏抖三抖。意料之中,房东给我们涨房租了。一个月加了800块,我们一合计,妈的不划算,30岁前要省钱攒首付,搬家吧!

在上海找房是场艰难的争夺战,一个小时前发布的信息,两个小时后房子就能被抢掉。

搬家那天,耳机里正好听到宋胖子《斑马》里那句‌‌”我要卖掉我的房子,浪迹天涯‌‌“,把我的心听得一颤一颤的。怎么?有房子就好好待着,浪什么浪哟真是!

2013年,股市市场一段时间连续涨停,我们身边同事都在炒股,杨哥也开始琢磨投点钱进去,他把这两年攒下的几万块全部放进去。我对股票不懂,劝他还是见好就收。

他一脸兴奋:‌‌”现在一周就能赚到大半年房租了。‌‌“

我也没法,只能由着他。接下来大盘跌得我跟杨哥大眼瞪小眼,四眼泪汪汪。完了。

没想到,此后事情更糟。杨哥已经三个月没有工资了。那几年,多少创业公司崛起,就有多少多少倍的创业公司倒下。他那段时间常常通宵加班,回来倒头就睡。

看他这个样子,我每天战战兢兢。我告诉自己,要振作啊老子可不能倒下,不能没了经济来源。杨哥养我一场,现在我要好好养他。

我白天在公司上班,晚上回来接软文、写小说到凌晨两三点。每天眼睛肿成熊样。虽然稿费很低,但总比没有好。我心想:写完这几篇稿子,这周饭钱就有着落了。写啊写啊写啊。

杨哥那时很有挫败感,终日闷闷不乐。

本以为靠着我能挺一段时间,可我脑袋一热,就他妈把工作丢了。

我的新领导,在反锁的办公室里对我动手动脚的那刻,我终于爆发了。操,为了五千不到的月薪,我干嘛在这种贱人手下糟蹋自己,老子不干了!领导怒吼:‌‌”滚!赶紧滚!‌‌“

上了回家的地铁,我就后悔了,加上连续一个月来无休止熬夜和无规律饮食,肚子突然疼痛难耐直冒冷汗。

晚高峰的地铁挤满了人,我扶着把手不敢坐下,这个连蹲着都要被拍照的上海,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,大概会红遍全中国吧。

迷迷糊糊摸到家里,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

来上海这两年,我第一次觉得累。

等我醒来,被杨哥的臂膀包围着,他拥着我,昏暗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,空气让人心安温暖。

‌‌”杨哥,我们来上海是为什么?‌‌“

‌‌”生活。‌‌“

‌‌”你累吗?‌‌“

‌‌”累,但没法。‌‌“

07

一个月后,我们各自找到工作。杨哥在杨浦,我在闵行。相距三十公里的我们,只得分开住。

灯火辉煌的地铁口,杨哥在前面拎着行李箱。跟初来上海在火车站时不同,他的身子消瘦了很多、背影更加落寂。

我提着行李袋的手在发抖。太沉了太沉了。

满是名车豪宅的灯红酒绿里,我们拎着大袋子,失魂落魄,像个逃荒而来的流民,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。本来,我们也没融入进去。

我突然心慌起来,没有安全感。

人的心理防线,可以在一瞬间就能崩溃瓦解。

上海很大,我们很小。我们走得很慢,这次杨哥没有让我快点。两年了,我们还是我们,也不再是我们。

工作日我们各忙各的,周末就待在一起。有时周末加班,我们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见上一次。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,学生时代独来独往的日子又回来了。

没日没夜加班的我,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,开始升职加薪。

不知道是真的忙,还是为了忙而忙。我们的话越来越少。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,让我多吃点、早点睡、还有钱够用吗?

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全是嗯嗯嗯都好。

08

2014年9月,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,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,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。

两周后杨哥电话我,语气低沉:‌‌”怎么办,我妈只有我一人了。‌‌“

‌‌”我知道了,你好好照顾她。‌‌“眼泪在眼眶打转。

‌‌”你来吗?‌‌“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。

我憋了几分钟,终于说出:‌‌”杨哥,我快28了,穷怕了。‌‌“

杨哥沉默良久,几乎哽咽:‌‌”对不起,没能好好养你。‌‌“

‌‌”很好了…很好了…已经很好了啊。‌‌“

我挂了电话,躲在公司卫生间,泣不成声。心被掏空了一样。

杨哥走了,回老家了,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去给杨哥退房,他的房间东西不多。

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。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。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,我不觉得,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。

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。一到周末,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,下载一部电影。我俩带着耳机,窝在床上,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。

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。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,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。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。他会突然亲上来。

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。搬了几次家都没扔。记得那会儿我忙的五天没洗头,第二天要见客户,我们当时穷的连20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。我看到了一袋洗衣粉,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,一头扎进脸盆里。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。

我们用过的东西,都还在。

只是我们,早已不在了。

09

回到西安的杨哥,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

我的工作步入正轨,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。但我明白,我也会离开上海的,可能明天,可能五年十年后。

奋斗几十年,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。随便吧,不想了。

2016年初,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,杨哥要结婚了。

我听到这个消息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关掉手机,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,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。

上海这个城市,人太多了,每个人都有故事,每个人都很脆弱。可没有什么,能比得挤上高峰期地铁,更让人欣慰的。

我妈常跟我念叨:‌‌”你也老大不小了,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。‌‌“

我说:‌‌”好呀好呀,明年春节就带回去,胡歌还是霍建华,您先决定好。‌”说着说着眼泪花花。年纪大了,泪点也变低了。

春节杨哥举行婚礼,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。

后来小章跟我说,结婚那天,杨哥喝得烂醉,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,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?

是啊,上海没有糊汤粉。

武汉有,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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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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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七毛